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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2 - 聯合報

文化資本決定國家的苦難與奇蹟

去年十月至今的以哈戰爭，讓全世界看到以色列如何具體展現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結構」，兩個多月以來，大半個歐美政壇與商界都在為以色列奔走喉舌，原來在猶太復國主義之前，任何基本人權、學術中立和言論自由等等民主世界的普世價值都被賦予了另一種彈性定義，無論是政黨還是校園，許多人相信，猶太人的錢包指引著真理的歸向。

難道真如季辛吉所言：「誰掌握了金錢，即掌握了世界」（Who controls money controls the world.）？我不否認猶太人掌握了大半個世界，然而，我不認為一個流散千年的民族，單靠一群銀行家與企業主就可以超越時空與國籍，歷經無數的磨難與打壓，還可以凝聚起一股無邊法力，用不到一個世紀，從無到有地重建一個發達國家、占下歐美股市的半壁江山、培養出兩百多位諾貝爾獎得主。無怪乎猶太人自認為是神選之民，他們區區不到兩千萬人口所創造的全球影響力確實如有神助。但我認為他們得到的神助並不只是「賺錢」的能耐，因為如果金錢真的無所不能，何以富得流油的阿拉伯國家們，連最基本的同氣連枝都難以企及？

那些滿布在加薩走廊上的高牆與砲火，從來不只是金錢與權謀，更是如有神助的文化力量。

日前遐齡九十的孫震先生相贈他的新書《等閒識得東風面：當亞當．史密斯遇上孔子》，其中提到台灣高科技產業之父李國鼎資政在八十年代倡議儒家五倫之外，應該增加一個屬於公德的第六倫「群我」，大致可以理解為推己及人的恪守本分，也可以引申到今天當紅乍紫的ＥＳＧ議題範疇。我一則佩服物理背景的李國鼎資政在四十年前居然就具備這樣宏觀的社會洞察，二則感嘆現在廟堂之上的高官顯要們大概連五倫都不屑一顧，更遑論深入到系統性的哲學思考與道德自省。

書中還有相當篇幅闡述蔣經國總統與李國鼎資政主政時期的治國思路與施政成果，忠實詳述了一個融合儒家思想的現代經濟模式如何在七、八十年代的台灣、乃至於南韓與日本等同樣受到儒家教化的國家皆獲得舉世訝然的巨大成功。對比於以色列的「神」，蔣總統和李資政所推行的是「仁」，雖然在位主政不到廿年，然而他們的仁政福蔭了台灣超過半個世紀，這就是文化力量加持經濟成長的正向結果。可惜後繼者本身缺乏文化底蘊，太過短視輕慢儒家思想在國家治理上的分量，是而當中華文化被剝離出執政主流後，不懂文化的主事者們讓台灣直接淪落為一個平庸的國家，除卻當年夯實的外銷基礎與科學園區，卅年來，台灣再沒有出現過任何讓世界耳目一新的超級亮點。

加薩與以色列，如同台灣現狀和經濟奇蹟，中間隔著都是一個文化資本的距離，如果無法跨越這個距離，苦難永遠等不來救贖、衰退永遠看不到奇蹟，因為文化決定的不只是一個國家民族的廉恥，更是一個國家民族的生存。